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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古代版印技術對印刷術發明的貢獻

更新日期:2012-08-17

cf手游体验服申请问卷 www.optim.icu 印刷術是中國古代的一大發明,這是世界早已公認的。那么我國的印刷術最早起源于何時、何地,是在怎樣的歷史背景和文化氛圍中產生的?這正是我在本文中所要探討的主要問題。我的基本觀點是:中國版印技術肇始于南詔中、晚期至大理國初(即公元8世紀末至10世紀初葉),起源地即今洱海區域,最早形成于當地民間有字磚瓦生產的手工作坊。

有關版印技術起源的爭議

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業,這是我國史學界和考古學界都很關注的學術問題。因為目前學術界在我國印刷業的起源及其發展歷程的研究中,往往要提到唐宋時期云南的印刷業。因此,有關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唐代劍南西川節度使轄地是否為我國(也是世界上)印刷術最早的起源地,大理國時期的《佛說長壽命經》究竟為版印還是寫本經卷等問題,自然就成為學術界爭議的主要焦點。學術界有爭論是很正常的,尤其印刷術的發明,是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重大貢獻之一,有不同看法,甚至長時間的爭議而難下結論,這只會對解決懸而未決的學術問題更為有利,而不會使其更加復雜化。在此我先談對上述問題的初步看法,然后再討論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有無印刷術,以及它和中國印刷術起源的相關問題。

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大理地區先后發現過幾批南詔大理國時期的出土文物,諸如大理崇圣寺三塔、弘圣寺塔、佛圖寺塔、洱源三營火焰山塔及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等。其中重要文物有紙本、絹本佛經和各種質地的佛教造像、塔模及法器等。在大量紙本佛經中,我們又特別關注其所用紙張是否為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產的柘皮紙,以及除寫本經卷外,有無版印佛經。

經初步查證,已發現的大理紙質佛經中,除部分破損嚴重無法辨認外,大部分為寫本經,只有少量為版印件,其中有大理國時期的,也有部分為元代遺物。元代有紀年的版印件,如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元仁宗延祐五年的《大華嚴方廣普賢滅罪稱贊佛名寶懺經》,其落款題記為“中慶路清涼山報國禪寺沙門自周述”;佛圖寺塔出有元惠宗至正四年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其題記為“蒼山僧人趙慶刊造”等。也就是說,從現有的出土文物看,目前云南還未發現過南詔時期的版印佛經,也許當時還未出現印刷術,或者已有印刷術,尚未用于佛經刊印。大理地區的印刷業大致形成于大理國時期,至元代中、晚期才逐漸成熟。鑒于上述情況,目前學術界對南詔大理國印刷業的形成時間大致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南詔時期云南還未出現版印技術,至大理國晚期或元代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云南才形成當地的印刷業;另一種意見認為,目前尚未發現有明確紀年的大理國刻本佛經(元代的倒不少),因此云南印刷業是否形成于大理國晚期,還有待于對已有刻本佛經做進一步研究,并期待用將來的考古新發現證實。比較穩妥的說法,還是將云南出現印刷業的時間定在元代為好。

坦率地說,我不大同意以上兩種看法。我認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初,云南已有自己的印刷業,不過這種印刷技術一直停留在印刷業的早期階段版印生產,而不是我國內地宋代以來印刷業成熟階段的活字印刷。至于有明確紀年的南詔大理國印刷品目前在云南尚未出現,那是因為早期刻本佛經數量較少,或因年代久遠多朽壞殘缺(有的僅存經軸),現已無法辨認。但是,我們通過殘存部分的紙質、字跡、經文布局及版式結構等特征,再用考古學常用的類型比較法,同樣可以確定它們的時代和版式(亦即寫本或刻本)。而且在目前大家公認的無紀年刻本佛經中,已經能夠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遺物;或者有紀年的大理國寫本佛經中,同樣能區分出部分為大理國刻本佛經。

中國版印技術的起源地 云南大理地區

我認為南詔晚期至大理國初,云南從大理地區到楚雄、昆明等地已出現版印技術。主要根據有以下幾點:

關于唐代民間私印和劍南西川節度使。據《全唐文》卷624載,唐文宗大和九年(南詔豐祐保和十二年,公元835年),唐朝劍南官員馮宿奏禁版印日歷云:“準敕,禁斷印歷日版。劍南兩川(按:即唐劍南節度使屬下的東、西兩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歷日鬻于市。每歲司天臺未奏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有乖敬授之道?!閉饈欠胨拊謁拇ㄎ偈畢虺⑸系囊壞雷嗍?,而且已得到皇帝的允準。文中所奏禁止劍南兩川等地民間私印日歷一事,這是目前有關我國印刷術的最早記載。

那么,這一時期,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轄區與云南的關系如何呢?唐代初、中期,劍南西川節度使轄區一直包括今云南北部的姚州和嶲州都督府領地。也就是說,今四川西昌地區(此地古名會川或建昌府,直至清末一直屬于云南省管轄)以南,至云南的祥云、姚安、大姚、永仁、永勝、寧蒗、華坪等地,均為唐朝劍南西川節度使的直接管轄區,其所屬州縣官吏亦由唐朝派出,如張虔陀任姚州云南(祥云)都督、?;匚獛Q州西瀘令等,皆其例。自天寶戰爭后(唐玄宗天寶十一年,公元752年),南詔北臣吐蕃,上述地區雖為南詔、吐蕃分別占領,但至南詔異牟尋與唐朝重歸于好后(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794年),大渡河以南的嶲州、姚州等地雖仍為南詔領地,但當地民間自由往來從未中斷過。尤其是貞元十年南詔和唐朝重新和好后,唐劍南西川節度司署專設“云南安撫司”機構,并有唐廷頒發的印信,令其專門管理南詔事務,這樣今四川和云南的聯系就更為密切了。因此,前述馮宿奏文中所禁民間私印日歷的范圍,無疑也包括云南北部甚至中部地區。此奏疏中明確指出:“每歲司天臺還未奏下新歷,其印歷已滿天下?!笨杉稅嬗∪綻嗣竇淥接∷?,而且流傳范圍甚廣,數量自然也不會太少。因為日歷與其他書籍、文稿不同,其銷量十分巨大。也正因為印數多,版印技術也并不太復雜,而且利潤卻相當豐厚,因此民間私印之風特盛,政府才不得不下令禁止。說明唐代后期云南北部及中部地區(因為當地使用的歷法與內地相同)不僅有版印日歷流傳,而且數量也不會太少。這對南詔印刷業的產生與發展不會沒有影響。我頗懷疑,當時南詔民間也有私印日歷以牟取暴利者,甚至不乏“有乖敬授之道”者。因為在此禁令之前,云南民間已有版印技術的流傳。對此,可從下面幾個方面進行考證。

南詔的有字磚瓦與版印技術。其實,版印技術在云南南詔后期早已經出現,大理國時期更加盛行。只是我們最初看到的“印刷品”不是印在易朽壞的紙張上,而是印在不易破損的磚瓦表面??脊叛舷骯叱拼死嗄餡罄砉逼諤賾械淖┩呶壩兇滯摺被頡壩兇腫?。此類磚瓦大多出自當時云南的大型建筑物上,如官署、寺廟、宮苑、磚塔等。尤其大理地區出土更多,楚雄、姚安等地次之,滇池區域除昆明、澄江外,其余地方尚未發現。現以有字磚為例,簡述它和版印技術起源的密切關系。

1974年夏,云南省博物館文物隊在洱源縣三營火焰山發現一座大理國時期的磚塔基址。山頂部到處散落著殘磚碎石,塔磚的一面為素面,另一面多模印梵、漢兩種文字,梵文無識,漢文右行為“大寶七年歲次乙亥正月十五日”,左行為“大寶皇帝及施主法界有情”(“大寶”為大理國17代王段正興紀年,大寶七年為公元1155年),在兩行漢文間,布滿佛教圖畫和梵文經咒。我們在塔基廢墟中撿到幾塊較完整的有字磚,發現每一塊磚面上的梵漢文字和圖畫內容以及布局形式大都相同,顯然是在同一時期、同一磚廠,用同一種(至多不超過兩種)木刻印模,在未焙燒前的磚坯上壓印而成的。據當地村民說,此塔是1966年“文革”初期被人為拆除的,塔磚上多有文字和圖畫。他們還說,我們在塔基遺址中撿的那塊不完整,完整的大多在三營小學院內作鋪地磚用。我們立即趕到三營小學院內一看,整個小學院內鋪的全是火焰山塔上的這種有字磚,為了美觀,他們將有文字圖畫的一面全部向上,以致“琳瑯滿目”、“庭院生輝”。

1975年,大姚縣在維修該縣南詔建筑晉照寺塔(又名“大姚白塔”)時,在塔頂堆置部分原建造時多余的大型塔磚若干塊,與清代同治年間維修該塔時的塔磚完全不同。磚面一側也有模印的梵、漢兩種文字和佛教圖畫,其中漢文為“無垢凈光咒”數字。有字磚發現最多的,是大理城西南的南詔建筑弘圣寺塔(又名“一塔寺”)。塔磚大小規格不一,其上模印的梵、漢兩種文字亦有區別。其中漢文有“無垢凈光陀羅尼”、“如意寶珠咒”、“四天王增長壽命咒”、“大吉祥天女說增長財物益糧咒”等,其余全部為梵文;也有的磚面無一漢字,整篇都是梵文,四周還有整齊的邊框線。

大理地區碑幢上的梵文經咒。南詔大理國時期,由于云南佛教逐步興盛,火葬墓數量亦隨之增多。當時火葬習俗幾乎成為云南少數民族的通用葬式,尤其是人口眾多,經濟、文化均較發達的“白蠻”開始由土葬改為火葬后,在其新建的火葬墓上,自然和原有的土葬磚室墓一樣,少不了樹碑立傳。此碑幢和有字磚相同,均刻有漢文題記和梵文經咒,中間也夾雜有佛教神祇圖像,如“南無尊勝大佛母”等。而主持火葬儀式和書寫、繪制梵、漢文字及各種神祇圖像者,又大都是當時民間以超度死者為業的密教阿叱叻僧人所為。如景泰《云南圖經志書》卷一《云南府風俗》云:“僧有二種,居山寺者曰凈戒,居家室者曰阿叱叻?!貝死喟⑦尺飛艘話悴煌牙肷?,也多有妻室兒女。人死后,都得請阿叱叻僧誦經和書寫梵、漢文經咒,并主持民間火葬儀式。又如萬歷《云南通志》卷四《鎮南州風俗》載:“人死,則置棺于中堂,請阿叱叻僧遍咒三日,焚于野,取其骨貼以金箔,書(梵文)經咒其上,以瓷瓶盛而瘞之?!閉廡┟竇洹熬蛹沂搖鋇陌⑦尺飛艘話愣濟揮卸嗌儻幕?,不僅不懂梵文,連漢文化水平也相當有限,但他們人人都以超度死者和主持火葬儀式為主業,又必須要書寫梵、漢文經咒,于是每人都要保存一些不同種類和不同用途、格式的梵、漢經咒的樣本(類似近代的農村應用文之類),使用時照抄一份即可,只是將不同死者的姓名等更改一下了事。因為此類應用文樣本的需求量很大,于是就有人在這方面打主意,將此文本包括圖像和版印日歷及有字磚瓦一樣,先反刻在木板上(也有的先將寫好的正文底稿反貼在木板上,然后再刻制更方便),用此雕版墨印多份文本向阿叱叻僧出售,從中牟利。阿叱叻僧得此文本后,漢文根據不同用途照抄一般不會出錯,梵文經咒則照貓畫虎、一字不動地抄寫在碑幢上,由石工刻制。正確與否也無所謂,反正民間誰也不認識梵文,大模樣像就行了。因此,大理地區火葬墓碑、墓幢上缺胳膊少腿的梵文經咒俯拾即是,以致不能通讀。正如方國瑜先生說,抗日戰爭時期,他的一位朋友、美籍捷克人霍華德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授,此人精通梵文,據說他看了大理地區喜洲弘圭山等地火葬墓上的梵文碑幢,幾乎沒有一塊是正確的。這也難怪,一些根本不懂梵文,又要書寫梵文用以超度死人為業的民間阿叱叻僧,他們都是按照版印文本勾摹的梵文經咒,不出差錯才怪呢!

《佛說長壽命經》是版印還是寫本。大理國時期《佛說長壽命經》是否為版印佛經及其相關問題,也能證實大理國肯定已有版印技術的存在?!斗鶿黨な倜肥?956年大理鳳儀鎮北湯天董氏宗祠中發現的大理國經卷之一,現存云南省博物館。張秀民先生將此經卷定為大理國時期的木刻版印本(參見張秀民:《中國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李曉岑先生認為是“誤定,該經卷應為寫經”(參見李曉岑:《白族的科學與文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但文中既未說明“誤定”的原因,也不曾說“應為寫經”的根據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佛說長壽命經》為大理國時期的版印經卷,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佛說長壽命經》(以下簡稱《長壽經》)的文字風格及其結構。細觀《長壽經》的文字,很明顯是由前后截然不同的兩部分組成。前半部分為《長壽經》原文,后半部分為敬奉佛經者書寫的發愿文。因為發愿文的篇幅較短,但內容及書寫格式卻很重要。故將其全文照錄于后(文中的標點為引者所加):

“謹具奉佛:祈祥弟子董圓通鼎、助道春姐資為幼男延壽、郁女妙清、堂親董金剛梁、私下奴成及牛馬六畜等。伏愿紫云蔭下,四百四病而不侵;智炬光中,三毒三災而除凈。祛疾病于他方,求祿命以延長。追為慈妣亡人王氏金鳴貴、故姐董氏藥師羌等魂神往凈邦,識歸樂土,情與無情,共成佛道?!?/p>

如果我們再詳細觀察《長壽經》的紙張結構、文字風格及布局格式等特征,同樣表現出前后兩種完全不同的情況:前半部分佛經原文用細密的淡黃蠟紙,文字規整,筆畫均勻,剛勁有力,無錯訛涂改,行距筆直,滿行無一例外地均為17字,上下端皆有整齊的邊框線;后半部分發愿文則為粗疏的灰白棉紙,書寫隨意,筆畫不勻。且墨書中夾有朱文,行距不端正,滿行字不等,文字上下端無邊框線。很顯然,《長壽經》的前后兩部分并非同一時間、同一筆者書寫而成,而且兩者之間的粘接痕跡也清晰可見。鑒于上述現象,我的初步判斷是:《長壽經》的前半部分經文為刻本版印而成,后半部分的發愿文則為手寫體。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我的看法是,因佛教為大理國時期的國教,信仰者及禮佛、奉佛者甚多,上自國王下到一般平民大抵皆如此。因為社會上佛事活動頻繁,對佛經的需求量也大,然而奉佛和發愿者不可能人人都有條件為佛祖“敬刊”和“敬造”一卷或一冊佛經,于是善男信女們只能從市場上購買一卷現成的版印佛經(根據不同用途購買不同類型的佛經),然后在卷尾另粘接一紙書寫發愿文,既省事、又省錢,同樣能體現向佛祖“敬刊”或“敬奉”佛經的許愿,達到“祛疾病于他方,求祿命以延長”的目的,而且各個方面也都能說得過去。

大理國時期寫本佛經和刻本佛經的明顯差異。大理國寫本和版印佛經是有明顯區別的,一般不容易混淆。如鳳儀鎮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的寫本佛經《通用啟請儀軌》一卷,其卷尾題記為:“爰有佛弟子持明沙門釋照明俗諱楊義隆,為幼男楊隆俊為己人為敬寫諸佛、菩薩、金剛等啟請業一百張一卷……時保天八年歲御丙辰九月十五日謹記?!輩㈩雜小按罄砉 ?,現藏云南省圖書館【按:“保天”為大理國16代王段正嚴(亦名段和譽)紀年,八年當宋高宗紹興六年(公元1136年)】。又如20世紀40年代,吳乾就先生在大理下關發現一卷趙泰升于大理國時期寫的《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尾題記為“大理國灌頂大阿左梨趙泰升敬造大般若經一部……時天開十九年癸未歲中秋望日大師段清奇識”,背面鈐有“皇帝圣德豐載玄珠”及“灌頂阿左梨釋智生為法界有情等敬造”印,現藏云南省博物館【按:“天開”為大理國19代王段智祥紀年,十九年當宋寧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通過大理國時期《通用啟請儀軌》及《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兩部寫本經卷,與版印《佛說長壽命經》的對比研究,兩者之間的差別是顯而易見的。寫本佛經的行距不規整,滿行字數不固定,字體字形不規范,行書、草書、楷書混用,筆畫粗細不均勻,尤其是多處錯漏字處有填補、涂改、朱筆旁批及圈點符號較多,大大影響了佛經表面的整潔與美觀。這些同一時期寫本佛經的特點,在大理國時期的《佛說長壽命經》及《大方廣佛華嚴經》等刻本經卷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大理國與元代刻本佛經的比較。大理國時期,云南已有數量較多的版印佛經發現,這從鳳儀北湯天董氏宗祠和大理佛圖寺塔出土的佛經中已得到證實。如佛圖寺塔出土的一卷《大方廣佛華嚴經》,紙本,卷軸裝,楷書,上下端均有邊框線。長630厘米,寬30厘米。現存大理市博物館。此卷佛經行距端直、均勻,滿行17字(與前述《佛說長壽命經》同),字跡清晰,字體統一,無一涂改,更無錯漏填補及旁批圈點。因系殘卷,故未見紀年題記。但從其版式、字跡、紙張及行文等特征看,無疑是大理國時期的刻本佛經。又如與大理國刻本佛經同出于佛圖寺塔的一冊元代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同名《大方廣佛華嚴經》的刻本佛經,紙本,經折裝,楷書,上下端均有邊框線。每開寬10厘米,高30厘米,現存大理市博物館。卷首有綿紙裝裱的“童子拜觀音圖”,前五開繪“南無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會圖”,卷尾題記為“蒼山僧人趙慶刊造”。經文每開6行,滿行17字,行距均勻、端直,字跡整潔、清晰。說明元代云南版印技術雖較大理國時期又有所提高(如圖文并茂等),但從其紙質、版式、字跡、滿行字數及版面清潔度看,仍然是一脈相承的。

云南版印技術的發展歷程及特征

我們在探討云南古代版印技術的起源、演變、成熟的發展歷程中,以及云南古代民族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研究中,的確是有過許多深刻感受的,概括起來說,主要有以下幾點:

南詔大理國時期,云南少數民族在制作當地盛行的模印梵、漢文磚瓦,以及雕刻業火葬墓梵文經咒碑幢的過程中,無意中為我國版印技術的發明奠定了萌發的基礎,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毫不夸飾地說,云南古代民族是我國印刷術起源的奠基者,他們對華夏文明所做的巨大貢獻是永遠值得贊譽和載入史冊的。

前述《全唐文》載唐文宗太和九年馮宿奏禁劍南兩川民間日歷一事,很可能是唐劍南西川節度使所管轄的巂州及姚州等地少數民族所為。也就是唐德宗貞元十年唐蒙關系重歸于好后,劍南西川節度使署新設的“云南安撫使”領地。因版印技術在當地民間流行已久,官方在少數民族地區又不便采取過激的、帶有強制性的禁令。因此,我頗懷疑嶲州和姚州所屬州縣的百姓不僅是私印日歷、從中牟利的積極參與者,也是這一違法活動的“乖敬授之道”者。因為在此禁令下達之前的近百年間,他們早已熟練地掌握了刻字模(甚至反刻字模)及版印等技術,只是當時的印刷品不是日歷,而是建筑材料磚瓦上的梵、漢文字。

云南古代的版印業,大致形成于南詔晚期(最早不超過中期)至大理國初期,至大理國中期已相當盛興。在此之前,當地雖有版印術,但大都模印在有字磚瓦的泥坯上。印模都是木制的,根據字數的多少,印模的大小亦有區別。大多數印模為反刻正印,印文看起來很順眼;也有少量為正刻反印,印出的文字很別扭,有損美觀。從南詔至大理國初,由于云南佛教逐漸盛興,許多佛塔與寺廟建筑上均需大量印有梵、漢文字及佛教圖畫的有字磚瓦;加之當時民間火葬流行,許多火葬墓上的碑幢亦多梵、漢文經咒及佛教造像。因主持建造者及工匠們不懂梵文,于是在當時市場上便出現許多梵文樣本的紙質印刷品(類似元明時期彝族畢摩版印的“甲馬”之類),以便阿叱叻僧及工匠參照使用。后來隨著版印技術的不斷提高,云南民間也開始整卷、整冊地版印佛經。同樣隨著版印技術的不斷成熟,寫本經卷則逐漸減少,至元明以來更難見到。有清一代,寫本經卷在民間已基本上絕跡了。

在大理佛圖寺塔和風儀北湯天董氏宗祠發現的大理佛經中,既有大理國時期版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也有元代中、晚期版印的同名佛經。因時代相距較遠,兩者的版印風格自然會有一定差異(但上下端均有邊框線,滿行均為17字等基本格式仍然相同)。有的研究者往往利用這些非本質的差異,即以元代的版印佛經,用來否定大理國版印經卷的存在,這顯然是不太恰當的。正如我們不能用20世紀80年代產的解放牌汽車,否定50年初解放牌汽車的存在一樣。更何況,大理國中期至元代晚期已有200余年的歷史了,版印技術的風格、款式還能一樣嗎? (作者單位:云南省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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